[摘要] 钱建新，36岁，大龄未婚，月薪1800。5年为了一套经适房，他放弃涨工资机会，“老板曾经想给我涨工资，我都不让。老板甚至怀疑我有精神病。”找女朋友都要“限薪”，因为一旦另一半薪水超过1200，他的经适房轮候资格便会被取消。
钱建新，36岁，大龄未婚。5年来，为了一套房子，他多次放弃涨工资的机会，连女朋友都不敢交往。随后，他一纸诉状把政府告上了法庭。
2013年10月9日，北京市首例保障房轮候家庭集体起诉政府案，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钱建新要求朝阳区政府对相关经济适用房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，但最终败诉。
“画饼”的诱惑
钱建新生于1977年，北京户口。2008年8月，钱建新开始申请北京市保障房，政策规定，拥有北京户口、年满30岁的京籍单身均可申请。2009年1月26日，钱建新顺利成为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的一名经济适用房轮候者。随之而来的是长达5的等待。
古人有云“三十而立”，从2008年到现在，钱建新却被一套经济适用房捆住。按照北京市规定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1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22700元及以下，2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36300元及以下，1人户家庭月薪不得高于1891元，2人户家庭不得高于3025元，一旦超标就会被取消申请资格。为了符合这个政策，钱建新专门在家附近找了一个社区文化公司上班，月薪1800元左右，“老板曾经想给我涨工资，我都不让。老板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精神病。”
钱建新害怕因收入超标被踢出局，很多经适房轮候者也都有类似的担忧，“他们特意找这种工作，收入都很低。”钱建新说，他羞于与同学联系，“我很自卑，男人在事业上没那么，自惭形秽。”“换工作买房是根本办不到的，哪怕工资再涨两三倍，五六千也买不起一套房。”钱建新算了一笔账，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存在的巨大差价，是他无法抵御的诱惑。在钱建新2008年申请保障性住房前的一个月，朝阳区政府在常营乡分配了2219套经济适用房，均价每平方米4322元，是周边商品房均价的四分之一。
事业受限的钱建新，在感情上同样遭遇困境。他找女朋友的标准是“限薪”，因为一旦另一半薪水超过1200，他的经济适用房轮候资格便会被取消。其实自从2009年钱建新拿到轮候资格后，也曾不断有人上门说媒，但最后在交往中都不了了之，大多数人不愿意陪他一起等，要求房、车齐全，更有人干脆看不上四十平方米的经适房。钱建新介绍，在轮候者里还有一些大龄单身女青年。
“如果当时没有经适房这个政策，我们可能紧紧裤腰带就买了商品房。但现在就像一个‘大饼’在那里画着，如果今天买了，明天房子出来了，冤不冤？”钱建新说，经适房轮候者像一群狗熊，前面有人拿鱼竿吊着胃口。
循环的等待
北京的经适房轮候者有若干个qq群，钱建新是其中一个qq群的群主。
过去的5年中，钱建新每个月都会去社区居委会、街道办事处询问经适房的消息，每次得到的只有两种答案“不知道”或者“你等着”。2011年7月，他和其他轮候者来到了朝阳区房管局，信访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：“这事归住建委管。”紧接着他们又来到朝阳区住建委，“他们说不管统筹，归区政府管。”轮候者又来到区政府信访办，“得到的答复是‘我们负责统筹卫生、教育等，具体的问题要找具体部门解决。’皮球又被踢回到房管局。”钱建新说，其实他们只关心什么时候拿房，房源在哪里，在建的有多少套，“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但是我们却都只能是等着，这是一个死循环。”
跑遍了朝阳区所有与经适房相关的部门后，轮候者们动起了打官司的念头。
“我们预料到这个官司赢不了，但我知道，只要能立案就是胜利。”在寻访律师的过程中，钱建新碰了很多钉子。因为群体诉讼要去司法局备案，一旦案件出问题律师事务所就会上黑名单，很多律师因此望而却步。“就算输了官司，分到房子也是胜利；即便赢了官司，没房子也白搭。”的确，有一部分轮候者在案件起诉的过程中解决了住房问题。“我们分析，这与打官司或许是有一定关系的。”钱建新说。 编辑： 健龙
“告官”的担心
案件从去年2月开始准备，到8、9月份立案，而后法院受理。这让钱建新看到了希望，当他带着装有75户经适房轮候者诉讼材料的拉杆箱来到法院时，吓了工作人员一跳，“有70多人，还是告政府。”工作人员只接了钱建新一人的材料，“他们说，剩下的人是单独立案还是一同立案，要和领导请示。”
案件开庭当日，朝阳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和信息公开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出庭应诉。法庭很小，只有10个旁听座位，而轮候者非常多，后面加了很多椅子才勉强容下。“我陈述了我多年等待的艰辛，要求信息公示，而他们说已经把信息放到网络上。”钱建新对工作人员的回复很不满意，因为之前轮候者给相关部门发过公函，而答复却只提供了政府部门网站的首页，没有具体的信息，“我们中间有很多老人、残疾人、低保户，他们不会，也上不起网。”应诉者对此的回答则是“在现在的社会，不上网是不可思议的。”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钱建新和他的代理律师何峤巍，后者当庭驳斥被告，“你不应该以嘲笑的态度面对这些人，政府人员不能保证人民上网，应该感到愧疚。”
与政府打官司，钱建新有过担心吗？他说，其实所有轮候者在决定打官司前，都担心上黑名单，“我们qq群里有300多人，一开始参加诉讼的有80多人，后来陆续有撤诉的。我理解他们的担忧。”
钱建新说自己冲在最前面，并不是因为他爱出头，而是由于“正义感”，“我看不得别人受欺负”，钱建新说，自己从小学开始就是班干部，高中时一个女生经常被班里其他同学欺负，他看不过去就写了封匿名信发在班级日志上。“后来大家对她的态度就转变了，我想如果我不出头，那个女生的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！”在钱建新并不辉煌的履历上，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。他说自己信佛，不愿与人争执，相信顺其自然。但是遇到事情，他还是愿意做个有担当的人。
执着的相信
单就这次的诉讼而言，钱建新扮演着“告官”的角色。但钱建新并未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。把政府告到了法庭，在他看来，正是因为对政府给予了太多期待，“我们不信政府还信谁？”
在受访过程中，钱建新饶有兴致地谈起北京市近年来的几桩“民告官”案例。他还了解过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文件，“现在北京市有三个区制定了文件，规定只要有行政诉讼案，区长肯定出庭，并且会有电视台现场录制，各个单位的领导旁听。”钱建新表示，正是这些进步，给了他敢于和政府打官司的勇气，也让大部分轮候者少了很多顾虑。
“会继续等下去吗？”对于这个问题，钱建新的回答是肯定的，“我们这样的申请已经关闭，也没有新的申请人加入。希望在2015年之内能得到解决。”钱建新透露，最近因为工资有了一定幅度的调整，他把申请换成了房价更高的两限房。而目前钱建新在啃老，“和父母住在一起，6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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